“抗中”换“和平”，民进党真能“保台”么？ ******
“九合一”狼狈败选的民进党，等不及新年就打算改换口号了。
2022年12月24日，民进党新主席的参选者赖清德在参与活动时提出了所谓“和平保台”的口号，表示“希望大家能够和平相处”。28日，民进党公布台湾地区基层公职人员“九合一”败选报告，代理党主席陈其迈再次使用“和平保台”的字眼。
以所谓“和平”代替“抗中”，究竟是文字游戏，还是民进党的两岸政策真的有变？
为竞选打出动员口号
1月15日民进党补选党主席在即，“和平保台”的提出对于赖清德有紧迫意义。有观点认为，尽管赖胜选的悬念不大，但在其“台独工作者”的政治底色上，如何调整民进党两岸政策路线，是观察赖此次竞选表现以及今后政治前途的一大重点。
显然，这一口号是想与蔡英文任主席时期的“抗中保台”路线进行区隔，有台媒认为是与过去作“切割”。
检讨选举失败的原因时，有民进党人士指，时下台湾民众担心战争风险的心理已经大增，继续把对抗性强烈的口号作为标语，是这次民进党选战策略的重大失误。
身为民进党当局副领导人，赖清德亲眼得见操作“抗中保台”在“九合一”选举中失效，他定不愿重蹈覆辙。用“和平”替换“抗中”，表面上看似想降低对抗意味，弱化仇恨动员的效果。
尤其是，在台美勾连愈加公开化的2022年，大陆军演强力震慑“台独”势力，而民进党当局只能“装聋作哑”，甚至掩盖导弹穿越台岛上空的消息。“抗中”是玩假，选票才是真诉求。
民进党诉求的“和平”能“保台”吗？
身为民进党内的“独”派势力，赖清德背后的支持者及深绿选民对其施加的压力，让他在选择两岸路线时空间更小。民进党现下诉求的所谓“和平”可以“保台”吗？“保台”保的又是什么？
大陆一再对台宣示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诚意与善意，民进党当局高层也时常把“和平”挂于嘴边。然而二者并非一样东西。大陆强调“和平统一、一国两制”，是在两岸双方有政治共识的基础上实现永葆和平；而民进党当局的“和平”更像是执政合法性的幌子，以战争威胁来制造民众恐慌，用以巩固顽抗大陆的执政“民意”。
二者谁秉持诚意、谁夹带私货，并不难分辨。
做出降低两岸对抗的姿态，并不意味赖清德会放弃“独”的政治诉求。一再突出“保台”愿景，实际却是民进党为了“保住”权柄的一党之私，甚或是保留从“保持现状”到“渐进台独”的可能性。
只要民进党党纲中求“独”的所谓“神主牌”不下架，不承认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仍然操弄各种分裂祖国的伎俩，所谓的“和平”就只会是一场空谈，更遑论“保台”。反而会是“票投民进党、青年上战场”。
没有实际行动，空喊口号毫无意义。背负着深绿政治势力的包袱拿下主席之位，赖即便调整该党两岸路线，能成功“保台”吗？无论如何包装，换汤不换药、新瓶装旧酒的“台独”路线，都只会是绝路。
如何才能真保台？
民进党内部一方面在调整其两岸路线，另一边也在延长兵役政策，惹得岛内年轻群体怨声载道。这与民进党自我标榜的重视青年背道而驰。
要讨好美国、又要挽回失去的选票，成为该党如今一大难解的罩门。但外人靠不住，“台独”没出路。经过这几年，更多人认清美国只把台湾当做一枚其遏制中国的棋子，让台湾充当“炮灰”“豪猪”“肉垫”。民进党的言行不一、表里不一，让其在台湾民众心目中的信用度沦落为负值。
2016年和2020年，民进党两次选举都为民众开出“拼经济、护和平”的竞选支票，说明他们并不是不知道选民要的是能看得见的社会发展和踏实的安全感，但他们既无诚意也无能力真正回应民意。于是利用“抗中保台”口号煽动民粹情绪，将兑现不了的承诺渲染成为选举时的肾上腺素。可如今，在军购不断、兵役延长、民生疾苦的现实下，选民们早已看透民进党的虚妄。
于台湾主流声量场，越来越多的人在开始回忆2008年至2016年两岸关系大交流、大合作、大发展的良好局面。今天看来，当时在和平发展的主题下，台海局势稳定，两岸各领域交流合作深入推进，民间热络往来前所未有。即便是后来受到民进党当局阻挠和新冠疫情的不利影响，两岸民众希望交流合作、和平发展的呼声从未减弱。
民进党的“台独”论述、分裂活动以及外部势力干涉两岸事务，是近年台海局势日益严峻复杂的根源。听其言，更需观其行。要想真正保台，民进党两岸路线的调整是否务实可行，应以能否体现一个中国原则、是否有利于两岸关系和平发展、是否有利于两岸民众福祉来衡量。否则就只是空谈，只会“害台”。
艾凉
把扩大消费摆在优先位置******
作者：李迅雷（中国首席经济学家论坛副理事长）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要“着力扩大内需，增强消费对经济发展的基础性作用和投资对优化供给结构的关键作用。”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2023年经济工作要从战略全局出发，着力扩大国内需求。要把恢复和扩大消费摆在优先位置。增强消费能力，改善消费条件，创新消费场景。多渠道增加城乡居民收入——这一提法非同寻常，充分说明中央对于发挥消费在稳增长中的基础作用给予高度重视。那么，应该如何理解消费对稳增长的重要性，如何把恢复和扩大消费摆在优先位置？如何发挥好增强消费对经济发展的基础性作用？我认为，提高居民整体收入水平，尤其是中低收入群体的收入水平显得非常重要，为此从政府部门、企业部门和居民部门这三大部门的利益分配体制机制改革的角度提出三条建议：
第一，增加国家财政对居民部门的支持力度，稳步提高居民部门可支配收入占GDP的比重。依据国家统计局对居民部门可支配收入抽样调查的数据加以汇总，我国居民收入占GDP的比重历年来都在45%左右，而全球平均水平大约为60%，这是我国消费对GDP贡献相对低的主要原因。最近发布的《扩大内需战略规划纲要（2022—2035年）》也提出要“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近两年来政府通过减税、降费或退税的方式来改善企业的经营环境，支持企业发展，实际上就是政府部门向企业部门转移收入。从目前看，尽管这一方式取得了明显效果，但仍难以从根本上扭转“需求收缩”和“预期转弱”的状况，说明“授人以渔”的方式，受到了“鱼”（需求）不足的约束。不妨采取“放水养鱼”的方式来改进，即政府部门向居民部门转移收入。
可以通过三种方式来进行收入转移：一是定向转移，即定向给低收入群体进行转移支付，如增加低保人群收入补贴，确保他们不返贫。二是提高社会保障水平，如用财政资金加大填补社保第一支柱缺口的力度，同时也进一步扩大企业年金、职业年金和个人养老金等二、三支柱的体量。三是实现普惠制，考虑到地方财政的困难，建议2023年中央财政发行1.5万亿元特别国债，发放消费券。
第二，多渠道增加居民的财产性收入，提高居民的消费底气。二十大报告提出，探索多种渠道增加中低收入群体要素收入，多渠道增加城乡居民财产性收入。为居民部门提供新的增加财产性收入的渠道，这就需要政策支持资本市场发展，在当前权益类资产的估值水平总体偏低的情况下，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风险的底线，同时积极鼓励机构投资者的长期资金入市，在高水平开放政策下提高外资的入市比例。《扩大内需战略规划纲要》中还提出，要完善股份制企业特别是上市公司分红制度。完善股票发行、信息披露等制度，推动资本市场规范健康发展。创新更多适应家庭财富管理需求的金融产品，增加居民投资收益。探索通过土地、资本等要素使用权、收益权增加中低收入群体要素收入。
第三，积极倡导第三次分配，改善居民部门内部的收入结构，提高中低收入群体的收入占比。我国居民收入结构中，高收入群体的收入占比过高现象长期存在，发展社会慈善事业、鼓励富裕群体捐款非常必要。我国目前社会捐款规模占GDP的比重与全球平均水平相比，差距非常大，故发展空间也很大。通过促进第三次分配规模不断扩大的方式，可以提高中低收入群体的收入水平，从而促进消费。
总之，增加中低收入群体的收入水平，在防疫政策优化的背景下，不仅能够改变需求收缩的现状，还可以提振信心、扭转预期转弱局面。国家把更多的财政资源向居民部门倾斜，比向企业部门倾斜更符合底层逻辑，更有利于稳增长的可持续性。目前，我国的资本形成对GDP的贡献仍在40%左右，大约是全球平均水平的两倍，未来要实现“把扩大消费摆在优先位置”的目标，建议未来最终消费对GDP的平均贡献上升至65%—70%，资本形成对GDP的平均贡献下降至25%—30%。
